最近，来自WilsonHCG公司的合作伙伴 － 普舫（Profile）公司的区域业务资讯经理Uttama Patel女士探究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弹性工作方式在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迫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改变。无论企业已经建立了什么样的机制，灵活的劳动方式、在家办公或远程办公都是一种临时的强制措施，而且没有确定的结束日期。但这种大规模工作方式的突然转变不仅是对企业适应力的考验，也是对其他方面的考验。

最近，我们对亚太地区进行了调研，期望了解新冠肺炎对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此次共有2685人参与调研，他们中大多数人位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点击此处查看调查对象的信息图表概览）

此次调研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探寻远程办公的可行性，也了解了疫情过后人们的期望，以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调研的结果显而易见：人们认为弹性工作方式是一种趋势。73%的调研对象认为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他们所在的企业依然会采取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而这几乎对于所有行业部门、组织规模、国家、世代和性别的调查对象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决策者们认同这一观点吗？按等级级别细分，相对于其他调研对象，高级管理人员更加认同这一观点。80%的董事级从业者，75%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董事总经理级从业者以及75%的高级管理人员认同或强烈认同在新冠肺炎过去之后，他们所在的组织仍会采取弹性工作方式。

远程办公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发现远程工作的员工其效率高于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最近在美国及欧洲的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确凿证据。然而，在亚太地区，远程办公员工的工作效率仍然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调研显示，在比较家庭和办公室环境时，人们感知的工作效率水平存在差异。一些人（31%）认为他们在家的工作效率更高，而另外一些人（34%）则认为在家办公的工作效率比较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35%）认为在家办公和在办公室办公的工作效率相差无几。

这种差异可归因于人们在家工作时环境的差别，以及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人们还需承担起随之而来的家庭责任。而且，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适合远程办公，即使是临时的远程办公。我们的调研涵盖了所有行业和等级级别，超过65%的调研对象认为与在办公室工作相比，他们在家工作的效率相同或更高。当企业考虑减少办公室以节约成本时，他们也可能会重新评估何种办公空间才最为重要，以及仅为需要面对面合作的团队提供办公空间是否是一种更有利的安排。

针对工作效率调研结果中的一个关键区别点是地理位置。在澳大利亚，弹性工作方式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43%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在家工作的效率更高。但在中国，弹性工作方式仍处于早期实施阶段，同样比例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在家工作的效率更低。然而，斯坦福大学(Stanford)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对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16000名员工的中国公司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完整研究，其结果显示，与在公司办公的员工相比，远程办公员工的工作效率与一整天的工作效率持平，而对于在公司办公的员工来说，通勤延迟、早退、多次午休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尽管工作效率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但工作时间似乎没有问题。60%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在家工作的时间更长，32%的人表示他们“做了更多工作”。更长的工作时间可能是源于无需通勤，人们在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延长工作时间。只有16%的人觉得他们在家办公时的工作量变少了。

那么，如果从业人员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资历层次上工作的时间更长，为什么会对工作效率缺乏信心呢？这种疫情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可能是，由于工作不稳定，从业人员对自己的期望越来越高，从而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要超额完成工作，并弥补自身的存在感。许多调查对象认为，无论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都需要立即回复工作信息，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

这就是弹性工作方式的危险所在，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针对弹性工作方式仍需作出更多努力。除澳大利亚之外，该地区在过去更反对远程办公，现在不得不接受远程办公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这也将信任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们在调研中询问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他们的同事利用弹性工作方式之便，没有按照预期履行职责。超过50%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的同事“在某种程度上”或“在很大程度上”偷懒，所有级别资历、行业部门和世代的人都这样认为，Y世代调查对象的不信任程度略高，其中23%的人认为他们的同事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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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员工在家工作时间更长，但这种观点揭示了一种不平衡。如果弹性工作方式是员工所期望的未来工作方式，那么从长远来看，最关键的可能是企业对员工的信任程度，或者说信任的缺乏。这些员工除了虚拟办公之外，他们不能以任何身份与他人会面。就目前而言，大多数领导团队似乎不太愿意远程开展关键业务或做出关键决策。

我们的一名调研对象分享了他所在的企业内部极度不信任的案例：公司要求所有在家工作的员工都登录实时网络摄像头，并全天穿着职业装坐在家里的办公桌前办公，经理们会经常远程观察他们。

除了对远程办公消极看法之外，或许需要改变的是认为远程工作只是在不同的物理位置模仿在办公室工作的观点。灵活性的作用更为微妙，如果忽略这一微妙之处，我们可能会失败。领导者将不得不使管理风格多样化，办公室政治可能会有新的含义或减少，而以办公室为工作动力的人可能会寻求替代方法。

让人看到希望的是亚太地区的基础牢固；亚太地区目前在家办公的人员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但是，不信任感和僵化的压力否定了弹性工作所带来的优势。最近的盖洛普研究显示，即使在异地工作几天的工作人员也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因为更强的灵活性和控制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随着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组织计划在新冠肺炎过去之后继续采取弹性工作方式，将被迫的环境转变为强有力的员工参与工具，如此便有必要考虑信任、适应性和文化等超越实际位置的因素。